改革文学的名词解释
中国自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，便开始了自上而下的全国性经济体制改革。与此同时，许多作家开始把创作目光由历史拉到现实，一边关注着现实中的改革发展，一边在文学中发表自己关于祖国发展的种种思考和设想。这就是风骚一时的“改革文学”，其开篇之作，是蒋子龙的中篇小说《乔厂长上任记》。
改革文学的发展史
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，“改革文学”曾是一个专有名词，特指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一种文学现象。随着农村实行联产计酬、承包责任制，城市开始经济改革，“改革文学”也应运而生。1983至1984年间，描写社会改革的作品大量涌现，形成了一个创作高峰，在社会上颇为轰动。
1979年蒋子龙的小说《乔厂长上任记》是“改革文学”的发端，着力塑造了改革家乔光朴的英雄形象，“乔厂长”也成了改革者的代名词。之后的改革小说中，出现了类似“乔厂长”的“开拓者系列”，如《改革者》(张锲)、《跋涉者》 (焦祖尧)、 《祸起萧墙》 (水运宪)、 《三千万》 (柯云路)等等。还有一些作家对种种社会弊端予以批判和揭露，剧作家沙叶新与李守成、姚明德合作的戏剧《假如我是真的》就是这一类的代表。高晓声的视角比较独特，他一直关注着普通农民在新时代的变化。他笔下的李顺大、陈奂生都是农村的小人物，作者为他们生活上的改善而欣慰，也对他们思想上因袭的落后的东西给予温情的嘲讽。
1981年底张洁的长篇小说《沉重的翅膀》问世，标志着“改革文学”进入第二阶段。这一阶段主要关注改革对整个社会尤其是人的思想、道德、伦理观念带来的变化。影响较大的有长篇小说《故土》 (苏叔阳)、《花园街五号》(李国文)、《男人的风格》 (张贤亮)、《新星》(柯云路)及中篇小说《老人仓》 (矫健)、 《鲁班的子孙》 (王润滋)、《秋天的愤怒》 (张炜)、《腊月·正月》(贾平凹)等。路遥的中篇小说《人生》以农村青年高加林的悲剧，深刻地写出了商品经济对传统农村文化的冲击。
1985年以后，“改革文学”在题材、视角上更加多元化，初期的理想主义色彩逐渐淡化，作为一种新思潮、新现象的“改革文学”已经结束。但是，以改革开放为主题的文学作品仍层出不穷。
改革文学的思想困局
所谓“改革文学”，堪称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座纪念碑。比之“伤痕文学”、“知青文学”、“朦胧诗”、“先锋文学”等，它或许不是最显眼的，但它同改革的关系是最直接的。之所以称其为纪念碑，是因为就文学创作而言，它已成为历史———使命与野心达成，意义归于历史。
1979年前后，得意识形态的长期倚重，文字的分量一直很重(或者叫文学的分量)，在那个时候，它意味着能“说话”，它是政治生活中的一员。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，敏感的作家们站出来发言了。
以1979年蒋子龙的《乔厂长上任记》为先声，一般文学史上称之为“改革文学”的写作拉开了序幕。之后，李国文的《花园街五号》 、高晓声的《陈奂生上城》 、张洁《沉重的翅膀》 、贾平凹的《鸡窝洼人家》 ，柯云路的《新星》等小说发表，影视再发力，“改革文学”引起哄动，自不待言。
“改革文学”的路数基本一致：虽然官僚主义问题很大，但是英明的主人公基本上能克服重重困难，并取得阶段性胜利，即使要面临更大的风雨，也要强调主人公那种打不倒的顽强精神。小说对“胜利”基本上充满了不屈不挠的热情。这与20世纪70年代末、80年代初的社会情绪，基本吻合。
应前文所说，文学也充当了判断责任的角色，它认定官僚主义应该对社会挫败负上主要责任，它热烈拥护行政资源的再分配。当然，也可以理解，狂喜与谨慎是政策解冻下的本能反应。
“改革文学”在创作手法上，无疑也受这种基本判断的左右，仍然是大众文学的路子，比如打造乔厂长、李向南等典型人物时，注意插科打诨，并突出了他们的英明果断，处理不合作、捣蛋人士时，仍然有脸谱化的毛病。他们小心地不脱离群众，谨守“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”的训令，有选择地批判过去。由整体用词布局来看，“改革文学”的写作者仍然偏爱群众“喜闻乐见”的方式，有些文史家称之为现实主义创作手法。
应该说，“改革文学”，其思维方式是陈旧的，但其所含的“希望”是新鲜大胆的，尽管这种希望仍然由乐观历史进化论所催生，但它至少表明了与过去决裂的勇气与决心，它能安慰那些劫后余生的心灵，它对官僚制度的批判也不无道理，它为打破体制僵局营造了强大而积极的舆论。“改革文学”的作者与过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但他们仍然当得起勇士的称号。
三十年过去了，中国的体制改革仍就需要探索，但最起码，它已不再需要由文学来引路或突围。情绪让步、理性登场———这对社会文明的进程来讲，无疑是一种进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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