：年集是一年中最大的参预人数最多的一次赶集活动，一般在农历新年前。下面让我们一起来阅读《鹿鸣：赶年集》这篇文章吧!
整个冬天都在寒冷里度过。手上的冻疮一疙瘩一疙瘩地红肿，放在温水里泡，不再那么疼痛。但很痒，痒得想把手上的肉揪下来一块。我娘把棉袄袖子做得水袖似的长，我每天把手袖在棉袄袖子里。即使如此，手上的冻疮还是有增无减。地上有水的地方都成了冰，晶莹透亮，像大块大块的水晶，走上去，一不小心会打个趔趄。寒鸦在树梢上寒颤着，时不时“呱——呱——”叫两声。据说乌鸦能带领人的灵魂穿越阴阳，村人都不喜欢这种动物，认为它不吉祥。它从我头顶飞过，我总会学着大人“呸呸呸”吐口水，仿佛只有如此才能让晦气远离。有时候我也可怜那家伙，北风一吹，乌鸦和灰蓬蓬的乌鸦窝在寒风里不停摇动，似乎随时刮下来，就如当年的我，随时都会被寒冷吞噬。
冬天只有冷，这种冷彻心彻骨，越接近“年”越能让人感受深刻。
我还在梦里就听到娘在叫我，声音很小，大概怕惊醒小弟小妹。“英，英……”娘吐出的热气冲到我耳根儿，痒痒地，我一惊就醒了。被子蒙住我半个脸，娘一把扯开，一股凉气“倏”地钻到我骨头里。我耍赖，又一下子蒙上头，想再睡会儿，娘哇凉哇凉的手毫不留情，狠狠掐了一下我瘦骨伶仃的小腿：“起床!”娘不再理我，转身去做自己的事情。
窗外还是一团黑，几颗星星冷冷地挂着，风唱着小调在树梢上飞奔。
堂屋方桌上点盏油灯，灯光透过高粱杆屏风投射到东厢房，淡黄的光线均匀分布在暗夜里。我怕娘再来催，扯过棉裤三下五除二穿上。棉裤穿了好几年，短了接上，接了还会短，裤腿花花绿绿地倒有了民族服装味。棉已不松软，成了铁，穿上要半天才能暖热。腿在裤筒里不住发抖，上牙也打起了下牙，嘴里不住地“嘶嘶哈哈”，似乎只有这样才可以缓解寒冷侵蚀。
爹和娘各骑一辆自行车，叽里哐当出了家门。我坐在娘的车后座上，大弟坐在爹的车后座上，一家四口在寒冷的凌晨向集市上奔去。
到了村头蒙大爷屋门口，爹停下来，把风吹得乱七八糟的干柴堆了堆。蒙大爷无儿无女，是五保户，七十多岁了，一年前摔断了一条腿，至今不愈。
天还没亮，灰暗暗一片。星星眨着眼，冷冷地挂在天际;地上隐约是银质的白，似是寒霜降;凭着记忆，约莫知道哪里是田，哪里是树，哪里是麦秸垛;影影绰绰可以看到路上有行人，大概也是赶集的。突然想起“鸡声茅店月，人迹板桥霜”，我这里也是有鸡叫的，从村东到村西，一声啼鸣引无数声响，早起的脚步逗来狗吠一片。只是少了温诗早春的冷清，这里是腊月实冻，北风呼啸，看不到早春的温情;我也不是在外思乡，我是在十四岁上和父母一起谋生。
我的家乡豫东有过年祭祖祭神的习俗。祭时要烧黄表纸，鬼神的世界黄表纸可做金银用;腊月二十三，祭灶日，锅台上贴上“灶爷”画，画的是灶爷团圆的一家十八口，人们渴望灶爷“上天言好事，下界保平安”。村里家家户户做这些小生意，制作“黄表纸”，制作“灶爷画”，卖给四邻八村，远的也卖到县城去。腊月中旬开始制作，腊月二十头上，天天赶集去卖黄表和灶爷画。灶爷画要在小年腊月二十三“祭灶”之前贴上，不能把灶爷一家祭在外面，否则，谁来给上天汇报一年来做的好事呢?
我家做的就是这个小生意。一年到头的收入一年到头花完，如果不在这几天挣点钱，只有黑灯瞎火过年了。黄表纸和灶爷画里有小孩子的花衣花裤和新鞋，有看得见的“滋滋”汪着油的方子肉，有瓜子花生和荸荠，还有我和弟弟们都喜欢的小鞭炮，噼里啪啦响上一个“新年”……我在温暖的屋里写着儿时的过往，不知觉流下眼泪，泪水滴在键盘上，饱尝冷暖的心却异常温柔暖和。很多时候，我活在一个人的呼吸里，记忆如浓浓淡淡的墨魅，在生命的宣纸上氤氲开，一望无际，却又分明得如丝如缕。
到得集镇，天已蒙蒙亮。街道上人头攒动，自行车来来往往。孩子们吸溜着鼻涕欢天喜地随着大人东张西望，各种各样过年的物什摆满了街道两旁，各种吆喝声，相互催促的铃铛声，邻人的招呼声，声声入耳。在新年来临际，灰突突的冬天分外花枝招展。
娘把我扔在街中间，顾自走开。我用冻僵的手指摸索起装在书包里的黄表和灶画，大声吆喝，“请黄表，请灶画喽……”我一点都没有羞赧，我知道吆喝声里裹夹着我的花衣花裤、我来年的学费，还有过年过节才能吃到的糖果花生。
敬鬼神用品不能说“买”，要说“请”。大概只有这个“请”字才能真实表达内心深处的畏惧。人们最不缺畏惧之心——惧神惧鬼，惧钱惧权。这种畏惧很真切地活在功利里，无论多大的权力多厚实的钱币，影响不到他他绝不会理会你。从牙缝里挤钱买这些一烧就了的东西，是为了求取祖宗荫庇和神灵护佑。对祖先的祭奠也有哀思的成分，但无可否认，祭奠祖宗向祖宗索取庇佑的心思居多。
我的吆喝声不停撞击在年老的年轻的男人的女人的脸上，反弹回来的大多是漠然。我的小手鸡爪子一样瘦不伶仃，在寒风里冻得不听使唤。风在人群里似乎撒不开脚步，小了很多，街道旁的包子棚顶上的青烟袅袅地向上延伸，缓缓弥漫开来，遇到风散得无影无踪。可那诱惑却无法飘散，一直缠绕在我的周围。我西走，它向西跟着我，我东走，它往东追着我，一直追到我不惑年的记忆里，在我梦里反复纠缠。
多少钱一刀(黄表纸以‘刀’为单位)?终于有人搭讪，语速很快。大约怕冷，下意识缩短口舌与冷空气的接触。
两毛五。我也简洁地答。来前爹娘交代过，卖黄表纸灶爷画的人太多，只要搭话，就不让顾客溜走，问，就想买，想买就要卖掉。
便宜点!他搞价。已经很便宜了，但价是要搞的，即使再便宜也要搞，越便宜越好，哪怕赔到成本里，只要敢卖，就敢买。
一块钱五刀!我犹豫了一会儿，坚定地说。
太贵，太贵!风吹雨打的满脸古铜色，一边摆着手，一边打算走。
大叔，看看这黄表成色，您还能买到这么便宜的吗?再看看灶爷画，还能找到这么清晰的吗?灶奶奶头发丝都可以数出来多少根……我有点着急了，挡在大叔前面，随着他的脚步慢慢后退着。
那你数数看，多少根?大叔停下来，笑着对我道。我知道我数不出来，画在纸上，头发丝成缕，怎么数?
您想怎么要?我赶紧调整思路。一块钱六刀!要卖就买!大叔说完扭转身子装做要走，眼睛却瞅着我，大概是下定了决心。卖!哪能不卖!
我十四岁的个头很低，低到大叔的第二个纽扣，长期的营养缺乏养不出窈窕淑女，我矮矮瘦瘦像个儿童。我感激地从大叔手里接过来一块两毛钱。一块钱是黄表纸钱，另外两毛是灶爷画的钱。毛票没有温度，拿在手里却有感觉，我心里乐开了花。
我终于在寒冷的等待里完成了一份生意。开张就是好兆头，大叔还在付钱的时候，就有好几个人拿着黄表和灶爷画看来看去，品评着、议论着。搞价，把价钱压得很低很低。即使如此，陆陆续续竟成了好几份生意。就像工人应该感激老板苛刻的工资、感激给了他们工作机会一样，我很感激那些爷爷奶奶给我的低价钱，最起码他们给了我把商品换成钱的现实。
不大的街，我和爹娘大弟不时会碰面。大弟的小黑手皴成一道道血口子，有的结了痂，有的渗着血清和脓水。大弟的鼻涕又在鼻子下面挂了两筒。大弟有这个毛病，稍微冷点就开始流清水鼻涕。生活是艺术吗?大概是!每当鼻涕快要流下来的时候，大弟总能潜意识及时吸进去，好像在演一部鼻子抓鼻涕的喜剧。娘看到就训斥，高!看你，都可以下细粉了!你就不能擤擤!细粉就是粉条，和鼻涕的形状极像。大弟长得矮，他们却都叫他“高”。娘一吵，大弟就用手甩一下;娘不吵，他就让它们愉快地挂着，静看人间冷暖。我很佩服他的淡定，能让一个本来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常年挂在脸上，那得需要多大的忍耐力。
大弟在人面前胆小，他缩在一个卖鞭炮和对联的摊子前，不声不响。高!我叫他，卖多少了?大弟一闪脸看见我，似乎有点兴奋，两块。你呢?我没有数，估计不会比他的少。但我没有说话，我觉得大弟真可怜。十三岁的大弟长得像八九岁的孩子，因为调皮经常被爹训斥。大弟有一副天生的好嗓子，我读大学两年后他考上河大艺术系，但凑不齐学费，只好看着别人读大学，他去当了兵。他在部队唱歌，唱得很好，但他去当兵的那年取消了军校保送，他读大学的最后一条路被堵死。一个艺术生远离了数理化难以突破人生壁垒，九年兵役后只好复原回家。浪漫遭遇现实，他一下子手足无措起来。直到后来，他有了自己的生意，有了两个儿子，小日子也有滋有味起来，我的内疚才稍有缓解。我常想，那个上不起大学的应该是我，不应是大弟。但阴差阳错我早生了两年，赶上了国家的大学免费政策，而大弟却在锦绣前程面前停下了脚步。时也?运也?我们常说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，可每个人在时运面前又有他的万般无能为力。
太阳稍微偏西时，冷冷的太阳光更加冷了。该买的买了，该卖的卖了，该来的没有来，该走的都走了。人散了，大街上也冷了。我按照约定和爹娘汇合。
爹把我们的口袋搜得干净，把钱放在一起数。我们把爹围在中间，给他挡着风。爹把纸币一个个捋直了，叠放在一起，大的放下面，小的放上面。爹把一叠捋好的纸币放在左手里，一头压在虎口上，拿手在钱上面一遍遍抹，抹平了，大拇指和食指搓起钱的右上角，嘴里不停数着数“1，2，3……”，往手指上吐点口水，再数。手指不停地搓，嘴里不停地数，眉眼儿乐开了花。连毛而八七的都数完了，爹把钱放在兜里，按了按，又拍了拍，说，嗯，不错，今天比昨天强，不错!不错!看，还买了不少年货!爹拍拍自行车后座上斜吊着的蛇皮袋。
大弟瞅了一眼爹，把脸撮到一起，五官顿时变了形。他拿腔捏调地说，娘，我饿。似乎觉得还不能表达饿的程度，又半蹲着捂着肚子说，我饿得肚子疼!他的脸很懂配合，七撮八撮的，似乎脸也饿得受不了。
爹狠狠剜了他两眼，就你事多，饿了回家吃!大弟不敢吱声了。
娘瞅着爹说，给孩子称半斤花生吧，大老远来了，也有个撂头。
就你惯着他们，挣个钱不容易，什么撂头不撂头的，回家有饭吃就不错了。爹吼娘。
凌晨起床，偏中午了还没有吃饭，我的肚子也早已经“咕噜噜”叫，集市上各种美食味儿直往鼻子里钻，我只恨它们瞎了眼，错钻到我鼻子里来。但我不敢言声，我知道这个年就指望这几天的收入呢，哪能随随便便就吃了去?
经过集镇北头的王路口时，村里的烟囱已经冷了。路过爹的老熟人存粮家门口，存粮端着碗蹲在门前的一块石头上，头也不抬吃面条。满满一碗面，热腾腾似乎要冒出碗沿来。细细的白麦面，飘了葱花，零星地点着香油，香油味妖冶地飘来荡去。筷子一挑，一簇劲道道的麦黄色的面条挂在筷头上，头往前稍伸，快速呼噜进嘴巴里，热气通过嘴和鼻子旋转出来。那葱花手擀面一定快乐得在他嘴里跳舞吧……我在寒冷里看得出神，肚子又不争气地咕噜噜叫起来。
见粮看见我爹，问，赶集?眼睛和嘴巴并没有离开碗。
爹娘拖着长腔接话，哎，赶集——
还不错吧?
今天过得去，比昨天强!
到家来吃饭吧?头并没有抬，身子并没有动。是在客套。
说着话，就到了村头。蒙大爷一个人孤零零站在家门口，拄着拐棍，穿着黑色大棉袄，不系扣子，一条灰色布带捆扎在腰间，更显得他很瘦弱。爹径直走向蒙大爷，解下蛇皮袋，里面的杂货一股脑蹦出来。大葱、海带、人造肉、猪肉、鞭炮、糖果……年货齐了，竟然还有一兜花生!
蒙大爷拉拉扯扯不要，爹肯定有办法让他收下。
蒙大爷两手抓了两大把花生给我和弟吃。我不接，只用眼睛估摸着，有十几个吧，抓在蒙大爷的大手里，伸头探脑地从手指缝里冒出来。黄生生的花生，勾着头，弯弯地，饱满的身子，里面一定躺着白白胖胖的籽儿吧。大弟欢天喜地接了，“咔嚓”剥开一只，右手远远地伸着，把花生籽抛起来，一撂，嘴巴准确地接住。这杂技吓得草垛上觅食的鸟儿“扑棱扑棱”乱飞。
爹，您看我的手。我夸张地把右手伸到爹眼皮底下。我的手背正中间鼓着一个红亮发紫的大包，周边是一圈小水泡，有的正在努力生长，有的似乎偃旗息鼓，正瘪下去。爹呀，我这手都是冻得，天太冷，我舍不得买双手套……我说完跑回了家，一路上泪流满面。
屋里的水缸结了冰，冰花亮晶晶的，捞出来拿着吃，嘎嘣脆。屋外的地冻得亮光光，能蹭出油来。快过年了，大街小巷不断有零星的鞭炮声，那是孩子们捺不住性子，急火火把小鞭炮拿来放;讲究点的人家已贴上大红对联;村前的路上人们来来往往，手里或多或少都捎着点年货。腊月二十二了，年就要到了。我收拾好空荡荡的柴火锅，等着娘回来做饭。
午饭时，爹端着饭碗坐在我跟前，用我从没有听到过的语调温和地说，傻孩子，我有儿有女，有老婆热炕头，你蒙大爷没有，他什么都没有。
作者：马思源
公众号：把美据为己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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